文|冯兴元

冯兴元，现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导、中国社科院中小银行研究基地副秘书长，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副所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北京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主编有《西方现代思想丛书》《西方经济与社会科学精品丛书》等。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杜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其理由是他们旨在减缓全球贫困的实验方法在重塑发展经济学研究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的研究已经有助于减缓全球贫困，并具有进一步改善地球上最贫困人口生活的巨大潜力。

这三位获奖者都是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减贫问题。阿比吉特·班纳吉，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1988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目前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国际经济学教授。埃丝特·杜弗洛，1972年生于法国巴黎。199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现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扶贫与发展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克莱默，1964年出生。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发展社会学教授。

这三位获奖者将平分900万瑞典克朗奖金。值得关注的是，到目前为止，已有两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中，第一位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是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今年获奖的埃丝特·杜弗洛则是第二位。

奥斯特罗姆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常客。2008年，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毛寿龙教授为她举办的联合活动。其后我们还一起参加了研讨会。奥斯特罗姆教授当时讲了业主自治的逻辑，还对我宣读的英文论文《财政联邦主义原则的修正及其应用》做了精彩的评议。

埃丝特·杜弗洛年仅46岁，她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虽然我个人不熟悉杜弗洛，也不认识其他两位诺奖得主，但是我与实验经济学家还是有一定的缘分。2009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乔治梅森大学的跨学科经济科学研究中心逗留了3个月。该中心就是由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所创建。当时，那里有几位中国留学生正在攻读实验经济学博士学位。在与当时的中心主任丹尼尔·豪塞教授的交往当中，我初识了实验经济学的一些基础知识。

奇怪的是，著名奥地利学派的两位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科学总是涉及到人的意图、目的和心智。这在自然科学当中一般是不涉及的。不过实验经济学的兴起，说明“奥派”的方法论与实验经济学这种既涉及社会科学又涉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相安无事。米塞斯的“新奥地利学派”方法论的分析始于有目的的人的行动，而不分析人的心理。实验经济学则涉及人的心理和人的行动。之所以可以拿人来实验，观察其对特定情形的选择行为，是因为不同的人的心智结构有其共通之处，对其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也有其共通之处。奇怪的是，虽然米塞斯和哈耶克反对包括实验经济学在内的自然科学化的研究，但是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却是哈耶克的极为忠诚的拥趸。我见到的史密斯教授的每一篇论文，正文之前均要引用一小段哈耶克语录。而且，他的《经济学中的理性》一书，基本上就是在解读和发展哈耶克的思想。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对此书倍加欣赏。

根据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新闻稿，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们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各个政府战胜贫困。他们进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们战胜全球贫困的能力。在短短二十年里，他们基于实验的新方法改变了发展经济学，使之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研究领域。迈克尔·克雷默提出了一种新的方法，以获得关于消除全球贫困的最佳途径的可靠答案。简言之，它包括将这个问题分成更小、更易于管理的问题——例如，改善教育成果或儿童健康的最有效干预措施等。他们已经表明，这些更小、更精确的问题，往往最好通过在受影响最大的人群中精心设计的实验来回答。20世纪90年代中期，迈克尔·克雷默和他的同事们展示了这种方法的强大威力，他们通过实地实验测试了一系列可以提高肯尼亚西部学校成绩的干预措施。班纳吉和杜弗洛经常和克雷默一起，很快在其他问题和其他国家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们的实验研究方法现在完全主导了发展经济学。

获奖者的研究结果——以及步其后尘的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在实践中战胜贫困的能力。其中一项研究的直接结果是，500多万印度儿童受益于学校有效的补习辅导方案。另一个例子是，许多国家对预防性保健实行了巨额补贴。实验经济学分析应用在减贫研究领域，到目前为止还只是初试牛刀，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有待学界去进一步挖掘和开拓。